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其中，“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刻诠释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大势的理论主动和理论自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出亮点，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指引。

　　文化自主：探索形成理论创新与价值阐释新路径

　　正确处理“破”与“立”之间的关系，是实现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方法论前提。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是思维定式的打破，而且是在研究新情况与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原创性观点，构建原创性理论，从而实现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本质上为“破”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与文化视野，从而强化“破”的自主性；同时，为“立”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更深厚的文化经验，从而强化了“立”的能动性，意味着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层次和叙事范式上进一步的解放思想。

　　“第二个结合”提升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次，实现了从“必须结合”到“结合什么”的深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要发挥理论的效能，必须以结合当时具体情况为前提。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将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实质已经包含了“结合什么”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维度，但由于受到具体历史任务以及文化交流交融内在发展规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及其功能发挥，更多是以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主要呈现在物质和具象层面。“第二个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由表及里的“形神统一”，要求结合深入到思想、理念、价值层面，无疑是对理论融合层次的崭新突破。

　　“第二个结合”重塑了现代化话语叙事的范式。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为其内在基因，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和模式并不能完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积淀深厚、气象磅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本就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由此，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意义深刻。“第二个结合”是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以中国为中心、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背景的现代化叙事新范式，进一步确认了文化主体性的存在，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同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特征，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

　　文化自觉：开辟认知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新维度

　　一个民族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夯实文化的主体基石，有自己的观点、主张和方法，由此突破内在生成或外在引入的各种思维藩篱，实现自尊与自信。“第二个结合”是对“古今关系”问题的积极回答，打开了对中国道路“从何而来”、中华文明“向何处去”认识的新维度。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更彰显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坚守。

　　其一，强化对中华文明纽带作用的认知。马克思主义能深深植根中国的原因就在于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是相融通的。中华文明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沟通联系的基底，更是二者发生反应的动力。“第二个结合”自觉把握住中华文明的融通作用，是对中华文明内在价值的进一步肯定和强调，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看，“第二个结合”都从未缺席且作用关键，建构起古与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其二，深化对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学说，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探析文化发展规律的向度。须看到，文化发展的本质是创造，文化发挥作用既要积累与继承，更要创新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是处于被动继承的位置。我们党善于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治国安民的养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现了从被动式改造到双向结合互动的转化，“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次规律性总结，进一步激活这种“共生共荣”的文化形态。

　　其三，拓展对中国道路深厚根基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道路既是从近代以来艰苦卓绝探索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开辟出来的，也是在根植、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更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个结合”从历史发展的纵坐标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脉络，体现我们党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深刻把握。

　　文化自信：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与创造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第二个结合”展现了我们党在探索现代化文明观上从侧重向外求索到内外求索相结合的转变，这一转变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文化自信心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解决，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现代道路问题的回应。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结果，就是从古老文明的自我更新中创造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造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新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模式的重大创新，是“第二个结合”的作用对象和互动载体，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第二个结合”不仅从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出发，而且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维度，特别是从把握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历史高度出发，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经由“第二个结合”，我们必将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造就一个“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当代的，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文化生命体。

　　■缪燚晶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2023年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GD23XZZC10）的阶段性成果